（一）
    徽商“走廣”：到廣東發(fā)洋財
　　在傳統(tǒng)時代，從中原看帝國陸地版圖的最南部――廣東，那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始終意味著財富與冒險。
　　說到財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西漢十多個大都會中，番禺（今廣州）是其中之一，為當時的“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換言之，廣州是各類珍寶、水果（如龍眼、荔枝等）和布匹的集散中心。稍后班固編纂的《漢書·地理志》，所載亦大略相同，只是多出了象牙、銀和銅三項。上述的那些珠璣、犀、玳瑁、象牙等皆為熱帶特產(chǎn)，大都由海外輸入。這些海外奢侈品，在一般人眼中是一些奇器淫巧，但卻能給商人帶來巨額財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出入嶺南也就意味著抓住了財富。
　　而在另一方面，嶺南長期以來又是極不發(fā)達的未開發(fā)地區(qū)，人們常常稱這里是“蠻煙蛋雨之地”。不僅海外貿易風險極大，而且瘴氣彌漫，令人動輒生病，甚至一命嗚呼。因此，生活在嶺南，又意味著是一種冒險，長期以來，嶺南被中國人稱為“瘴鄉(xiāng)”，此一瘴氣彌漫之地，歷來為中原王朝流放罪人的場所，屬于化外之地。
　　對此，明代徽州人葉權（1522—1578）曾比較十六世紀前后的形勢：嶺南以前被稱為瘴鄉(xiāng)，除了那些被流放的人，誰都不肯去。其實，看看那里的山嶺，還比不上江浙一帶的低山，山嶺之下，青松掩映，有寬敞的道路。從南安府（今江西省大庾縣）到南雄州（今廣東南雄），雖然號稱有一百二十里，但如果行人一早起來，半天就可通過。因此，無論是當官的還是做生意的，現(xiàn)在都愿意前往嶺南。葉權的家鄉(xiāng)休寧縣是徽商輩出之地，他說自己的鄉(xiāng)親每年都有一兩次要到嶺南去，但從沒有人因感染瘴氣而死亡，那些當官的，條件比商人更好，就更不用說了……
　　由此，葉權設問――為什么過大庾嶺到廣州從前哪么艱難，而現(xiàn)在卻變得這么容易呢？
　　他接著分析說：因為以前太平的時代大都不過百年，不到百年之間，南北往往就因動亂的原因而相互阻隔，因此，從南雄到達廣東省城廣州，大約八九百里路，有許多少數(shù)民族出沒其間，陸路只有這一條，行舟又相當困難，所以來往的人很少，人流既少，山上的嵐氣也就很盛，這就像一間房屋里面長久沒有人住，空關了很長一段時間，陰氣沉沉的，山川自然就沒有靈氣。偶爾過往之人，一路上膽戰(zhàn)心驚，心理素質不好，抵抗力下降，碰上瘴氣就容易抱病而亡。不過，到了明代，情況已大不相同。明代平定了廣東，到葉權生活的隆慶、萬歷年間，太平的日子已有兩百年的時間，海內成了一家，江西、廣東山嶺之間車馬絡繹不絕，水上的船只也魚貫而行，人氣這么盛，瘴氣之類的山毒自然也就消失了。
　　從葉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的嶺南已從昔日的“瘴鄉(xiāng)”轉而成為一片樂土。他所說的“商賈愿出其途”，顯然是因為在商人眼中，嶺南更是個發(fā)財?shù)暮玫胤健�換言之，在嶺南的傳統(tǒng)印象――財富與冒險二者之間，此處更成了財富的代名詞。在這種背景下，不少人紛紛前往嶺南經(jīng)商。據(jù)《洋防輯要》記載，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标P于這一點，梁嘉彬先生曾指出，在十六世紀中葉，與葡萄牙人接觸的十三商行中，廣人、泉人各五行，徽人則有三行。可見，早在明代中后期，徽商就絡繹不絕地前往廣東貿易經(jīng)商。而在當時，官府為了規(guī)范廣州貿易的管理，設立了“客商”、“客紀”之類的官商，其中，徽商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廣東賣茶行規(guī)”（見商編路程抄本《徽州至廣東路程》）

　　（二）
　　在明代，徽州民間就有“走廣”的習慣語。所謂走廣，也就是到廣東去。及至清代，又出現(xiàn)了“漂廣東”、“發(fā)洋財”的說法。
　　
　　所謂漂廣東，大概是徽州人特有的說法，指的是經(jīng)營外銷茶，將茶從徽州運往廣東，賣給洋商，再轉銷至歐美各地。
　　為什么叫漂廣東呢？根據(jù)王世華教授的說法：因為從徽州運茶至廣東，沿途跋山涉水，千里迢迢，非常辛苦。茶商一般是先將茶葉送至屯溪，雇船運到黟縣漁亭，再雇挑夫經(jīng)過數(shù)十里的山間小道，將茶葉運到祁門，再雇船經(jīng)昌江、浮梁抵達饒州，穿過鄱陽湖抵南昌，沿贛江而下，經(jīng)豐城縣、樟樹鎮(zhèn)、吉安府、贛州府和南康縣抵達南安府（今江西大庾縣），其中要經(jīng)過著名的贛江十八灘，然后在南安府起旱，雇挑夫行數(shù)十里翻越大庾嶺，到達廣東南雄州（今南雄縣），再雇船沿北江、東江而下，經(jīng)韶州府（今韶關市）、英德縣、清遠縣至廣州。從徽州到廣東，全程共需兩個多月時間�？赡苁且驗槠溟g大部分途程是在水面上，所以時人稱運茶銷往廣東為“漂廣東”。
　　
　　徽州由昌江、鄱陽湖經(jīng)贛江—大庾嶺至廣州商路圖，李甜博士協(xié)助清繪
　　除了“漂廣東”外，當時還有一種說法叫“發(fā)洋財”。對此，乾嘉時代揚州人林蘇門解釋說：
　　廣東洋貨沽來，鬻于他省，利息厚大，但洋面風波最險，即諺云所謂“飄洋”者。揚俗求財若輩，往往有財未發(fā)而卒至禍不旋踵者，皆不知冒險之故，一朝失足，貽憾終身，其舉念可妄動耶？嗤之者曰：‘想發(fā)廣東財’。”
　　在盛清時代，揚州城內富商巨賈麇集鱗聚，整個社會的商業(yè)氣氛極為濃烈，在這種形勢下，老成人以“想發(fā)廣東財”告誡新進者須慎重行事。不過，由此一諺語亦可看出——廣東洋貨因與海外貿易相關，獲利豐厚，但也具有一定的風險。對照前揭的說法，茶葉是賣給洋商的，發(fā)的自然是洋財。此類交易的利潤通常較高，故而一般人中遂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發(fā)洋財就好比去河灘拾鵝卵石那么容易。”關于這一點，同治四年（1865年）公開出版的夏燮之《中西紀事》，對此有很有的佐證：
　　自海禁大開，茶葉之出口歲益加增，……徽商歲至粵東，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開，則六縣之民，無不家家蓄艾，戶戶當壚，贏者既操三倍之賈，絀者亦集眾腋之裘，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
　　夏燮為安徽當涂人，清道光年間舉人，曾入曾國藩、沈葆楨幕府，精通音韻，兼擅史學，曾據(jù)公文檔冊、奏疏函札、條約章程等，歷十余年撰成《中西紀事》一書，對十九世紀中葉的時事政務，有著頗為細致的洞察與敏銳分析。文中的“壬寅”，亦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是年八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因茶葉經(jīng)營愈益具有厚利可圖，故而在徽州經(jīng)營外銷茶者，較之先前更是前仆后繼。對此，清代婺源人江之紀撰有《熙春行》一首，其序曰：
　　徽茶昔稱松蘿，近以熙春為最，色味雙清，價逾閩產(chǎn)，商載南海，鬻諸洋人，歲得番銀百萬。
　　江之紀字修甫，號石生，婺源曉起人，為道光六年（1826年）進士，歷任金匱、常熟知縣，欽加直隸州知州銜，為晚清光緒年間兩淮鹽運使江人鏡之祖父。《熙春行》一詩，指出明清兩朝徽州茶葉名品之變遷，已由明代主打的“松蘿”轉向清代的“熙春”。根據(jù)江氏的觀察，熙春茶的價格遠遠超過福建的茶葉，這些茶運往廣州轉銷外洋，獲利甚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在婺源鄉(xiāng)村見到茶葉采制期間女工辛勤勞作的熱鬧場面，故賦《熙春行》數(shù)首，其中之一寫道：
　　西洋癡鬼眼晴綠，愛噉新花珍似玉。
　　萬里樓船載得歸，清芬沁遍兜羅俗。
　　上揭第一句的詩注為：“世稱洋夷為鬼子，其于茶也不飲，以手掬而噉之�！薄段醮盒小诽峒暗� “洋夷”、“鬼子”或“西洋癡鬼”，也就是指茶商在廣州接觸到的西洋人。這些洋人在試茶時，往往用手捧起，直接將茶葉放入嘴里咀嚼。

　�。ㄈ�）
　　在清代，就銷售市場而言，徽州茶業(yè)可分為內銷和外銷兩種，內銷主要銷于北京及國內各地，外銷俗稱洋莊，先是運往廣州，后來運往上海。
　　在清代，廣州是海外貿易的重要窗口。鴉片戰(zhàn)爭以前，廣州的十三行商人享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專攬茶、絲及其它大宗貿易。此后，雖然形勢較先前迥異，但海外的貿易活動并未有所衰歇。反映十九世紀廣州市井風情的傳世繪畫中，就有有關茶業(yè)生產(chǎn)和銷售的諸多畫面。如篩茶、差[踩]茶、搓茶、曬茶、猴子采茶、斬茶、渡茶、裝茶、舂茶、揀茶、試茶、分茶、整茶餅、號茶箱、裝箱、炒茶和灑水等。其中的“猴子采茶”，畫面右上角山崖上有一只猴子，左手扯著一棵茶樹，右手正向下拋撒茶葉。其下則站著一位和尚模樣的人，正用布袋接著撒來的茶葉。皖南茶葉中有“太平猴魁”之類的茶名，茶農們常有讓猴子攀到山崖上采摘珍貴巖茶的說法。揆情度理，所謂猴子采茶之傳說，顯然是內地茶商抬高茶葉身價的一種說辭。　　
　　
　　在廣州對外茶葉貿易中，徽州茶顯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國籍傳教士愛漢者（即郭實臘）等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至五月共五期的末尾，均有專欄“市價篇”，詳細報導了“省城（即廣州）洋商與各國遠商相交買賣各貨現(xiàn)時市價”，其中經(jīng)�？梢姟巴拖�茶”的名目。
　　
　　《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市價篇”
　　如所周知，徽州茶葉產(chǎn)于徽州的一府六縣，除后來主產(chǎn)紅茶的祁門之外，其余五縣均產(chǎn)綠茶，皆呼之曰徽州茶。因茶都集散于屯溪，故徽州茶也叫“屯溪茶”。英國人前來中國采購各地的名產(chǎn)，“Twankay”（屯溪）和“Keemun”（祁門）二詞，也隨著茶葉（祁紅和屯綠）輸入而躋身于英文詞匯之列。
　　在茶葉貿易興盛的年代，廣州的茶商囊豐篋盈，舉止闊綽。對此，清人何漸鴻有一首《羊城竹枝詞》描摹道：
　　茶商鹽賈及洋商，別戶分門各一行。
　　更有雙門底夜市，徹宵燈火似蘇杭。
　　這些茶商，有不少居住在廣州的西關一帶，其中頗有以經(jīng)營徽州茶致富者。筆者收藏有一冊路程抄本——《萬里云程》，為歙縣茶商所編纂。書中詳細記錄了從歙縣前往廣州所經(jīng)過的地名、名勝及治安狀況等，末有“晨下孖肩有名色者”。所謂孖肩，源自英語的“merchant”，亦即商人之意。個中記載有“暢記”、“玉記”、“利貞”、“和發(fā)”、“經(jīng)和”、“信記”、“慎祥”、“隆記”和“溢彰”九家。其中的“隆記”，可能即廣東十三行之一的“隆記行”。據(jù)說，原先的徽州綠茶常為行商所輕，隆記行的創(chuàng)始人張殿銓，年輕時與來自安徽和浙江的茶商過從甚密，他創(chuàng)制出了正皮珠、雨松蘿兩種徽茶，因此而聲名鵲起。后在廣州城西自設隆記茶行，經(jīng)手的徽茶一向暢銷無滯，獲利頗豐。
　　
　　徽州商編路程抄本《萬里云程》，王振忠收藏

婺源茶商怡珍寶號“漂廣東”的茶葉清單，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收藏

　�。ㄋ模�
　　茶是皖南的重要物產(chǎn)之一，早在唐代，歙州（即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婺源、祁門和鄰近的饒州之浮梁、德興四縣均盛產(chǎn)茶葉，這一帶的方茶曾大量銷往北方各地，白居易筆下潯陽江頭商人婦所說的“前月浮梁買茶去”之背景即在于此。及至清代，徽州的“祁紅屯綠”最為著名，“祁紅”是指產(chǎn)自祁門的紅茶，而“屯綠”則是由屯溪加工、出口的綠茶。
　　在明清茶葉運銷廣東的過程中，有不少徽州人均從事與此相關的商業(yè)貿易。譬如，歙縣南鄉(xiāng)芳坑人江有科和他的兒子江文纘，父子二人皆以販茶為業(yè)。他們的經(jīng)營活動，主要是在歙縣開設商號，就地采購茶葉，經(jīng)加工制作后，運往廣州售給洋商，轉銷外洋。有科父子生意最興隆的時期，大約是在1843－1850年的道光年間，也就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后。他們編有《徽州至廣東路程》札記1冊，詳細記載了沿途所經(jīng)城鎮(zhèn)村莊550余處，對各城鎮(zhèn)村莊之間的里距以及乘舟或起旱起點、關卡所在和治安狀況等，都做了具體的記錄。
　　
　　除了歙縣之外，婺源也有不少商人前往廣東貿易。據(jù)筆者所見，一冊從婺源到廣州的《囗囗至廣東水路程》，亦為商編路程抄本，上有“施和順號”章，據(jù)推測，書名中的“囗囗”可能為婺源的“詩春”。換言之，其內容系詩春（村）前往廣東的水路程。這個水路程也同樣是將從徽州至廣東沿途歷經(jīng)的地名、村落、寺廟、灘峽和衙門等詳細記錄下來，并對投牙納稅、寫船拉纖等諸多應酬也一一詳錄，反映了清代婺源商人的行商經(jīng)驗。
　　當時，在廣州從事茶業(yè)的徽商，在當?shù)亟ㄓ谢罩輹�館，并設立了徽州同鄉(xiāng)的慈善組織――歸原堂等。這些，作為鄉(xiāng)族結合的重要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粵徽人人數(shù)之眾多。晚清婺源佚名無題稿本、茶商孫和通的家庭檔案中，有“有本氏自述年事”，涉及道光年間孫氏家庭業(yè)茶的情況。從中可見，從1840年開始，孫和通的父親就連年請人或親自前往廣東賣茶。直到1847年，因“被洋行倒空傷本”，原本從事廣東茶葉貿易的孫氏才轉往上海。類似的例子，在徽州各縣方志及文書資料中所見頗多。

　�。ㄒ唬�
　　“有本氏自述年事”（晚清茶商孫和通文書，王振忠收藏）
　　十數(shù)年前，筆者閱讀《（萄葡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發(fā)現(xiàn)有幾條在澳門活動的徽商史料。其一為第1336檔《監(jiān)生王邦達為與荷蘭領事口凡口花口臣交易銀錢糾車葛事呈理事官師爺稟》，主要內容是說徽州婺源人王邦達，年七十歲，已在澳門貿易四十六年，因運氣不佳，生活慘淡，只得在澳門當?shù)亟宕�客�?jīng)手買賣維持生計。當時，外江茶客源泉號送來1360件茶品，托他尋找外國人出售，或者是將茶借銀，或者是寄賣茶葉。王邦達隨即為之“覓路消受”，他找到“大西洋人口路口列”，此人“現(xiàn)在住眷澳門，并有夾板船發(fā)趁”，口路口列認識荷蘭大班口凡口花口臣，后者有荷蘭船一只在此，不日回國。遂由口路口列居中介紹，向茶客取去茶樣。不久，口范口花口臣回音，說有船回荷蘭祖家，源泉號送來的茶葉可以代為銷售。此后，茶客源泉號、口路口列和王邦達三人前去面見大班，談好價錢及付款方式，并由口路口列、口蘭吵二人簽名為據(jù)，“大班與茶客各執(zhí)壹張為照”。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茶商交付茶葉后，只收到價銀三千元，仍欠三千元，洋商推無現(xiàn)銀，“只有現(xiàn)存口司口打沙滕八百余擔，凂茶客代裝上省，照市時價發(fā)賣”，抵扣貨款。茶商只得于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旬代為雇艇，收運沙滕到廣州銷售，最終，洋商仍欠四千元，一再推無現(xiàn)銀，雙方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糾紛。故此，王允中（即王邦達）上稟口先嗡口央口爐口度口利口記師爺（Joao Rodrigue），請求調解和裁判這場糾紛……
　　“沙滕”亦作沙藤（rattan），即藤條、藤杖，這在《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所列專欄“市價篇”中也有記載。此處提及的“外江茶客源泉號”，也就是指通過水路前來珠江三角洲的內地茶商。從情理上看，最有可能的便是王邦達的同鄉(xiāng)——徽州茶商。從中可見，徽州茶商經(jīng)由廣州、澳門，與荷蘭等歐洲國家有著頗為密切的貿易往來。
　　徽州茶商在嶺南的活動，也留下了不少實物。2006年6月澳門博物館舉辦有“粵港澳文物大展”，該展覽匯聚了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博物館珍藏的百余件（套）融合東西方文化底蘊和藝術風格的珍貴文物，展覽的內容結集而為《東西匯流——粵港澳文物大展》一書。該書中的“嵌貝（螺鈿）折枝花紋茶箱”、“描金制茶紋漆盒和錫鑞茶罐”，都與茶商的經(jīng)營活動有關。以“嵌貝（螺鈿）折枝花紋茶箱”為例，該圖的說明文字如下：
　　此茶箱用貝殼薄片制成花草的紋飾，然后鑲嵌在髹漆的箱面上。正面“同安”二字，可能是指福建省的同安縣；閩南人心目中重茶于酒，所以同安一帶有“寒夜客來茶當酒”的說法。福建是清代產(chǎn)茶的中心，在鴉片戰(zhàn)爭前，閩茶須先運至廣州，然后售與廣州的外商，再轉銷歐洲市場。
　　
　　螺鈿折枝花紋茶箱，澳門博物館藏
　　其實，在我看來，茶箱上的“同安”二字并不一定表示地名，或許只是寓含吉祥之意的兩個字而已（因為當時的同安茶并不十分有名）。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這個茶箱頂部的“頂上天都眉熙”六字，其中的“天都”是徽州之別稱，而“眉熙”則為屯綠之花色品種（長形稱眉，塊形叫熙。道光年間曾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六熙”，“六熙”之一即“眉熙”）。因此，該茶箱既打著“天都眉熙”之旗號，倘若不是直接與徽州茶有關，那至少也受到徽州茶業(yè)的重要影響。
　　除了茶商之外，在廣州貿易中，還有一些從事瓷器經(jīng)銷、徽墨販運等行當?shù)幕丈�。當時，徽州人將景德鎮(zhèn)燒造的白器運至廣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并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制成彩瓷。迄今尚存的《水陸平安》，就是清代徽州瓷商所編的路程抄本。
　　
　　此外，1929年刊刻的《婺源縣以妥堂征信錄》，曾提及當時活躍在廣東的數(shù)家墨商，即：廣東詹同文墨莊、廣東詹彥文墨莊、廣東詹成圭瑤記、廣東詹成圭璞記、廣東詹有乾墨莊、廣東余有元墨莊和佛山詹成圭挺記。上述的各個墨莊，主要來自婺源東北鄉(xiāng)的“徽墨名鄉(xiāng)”虹關、嶺腳一帶。其中的“廣東”，指的就是廣州。例如，詹同文墨莊就設在廣州的永漢北路（今北京路）。這些，在現(xiàn)存的老照片中也有所反映。

　�。ㄎ澹�
　　徽商在廣州的貿易，對徽州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對此，婺源縣教諭夏炘在《景紫堂文集》中就指出：
　　婺源居萬山中，以山為田，以茶為稼穡，以采買販鬻，往來江右、粵東為耕耘，以精會稽，權子母，與海舶競廢著為收獲，其弊也往往逐利而忘義，計錙銖而不明大體，是以儒者恒病之。
　　夏炘是前引《中西紀事》的作者夏燮之兄，其人亦在道光年間中舉，一生飽讀經(jīng)書，自漢宋迄至明清各朝儒學名流的著作無所不讀，特別推崇朱熹，后入婺源名宦祠。此公為傳統(tǒng)文人，在他的描述中，存在著頗為明顯的重農抑商傾向。夏炘從儒者的立場出發(fā)，似乎更多的是從消極影響方面看待婺源與廣州的茶葉貿易。他在書中的另外兩處還指出：
　　婺邑近時業(yè)茶者，多遠至廣東，與洋人貿易，奢華靡麗，全失先賢渾樸鄉(xiāng)俗，其實起家者少，破家者多……
　　鴉片流毒，海濱為甚，婺邑居萬山之中，染此者亦復不少，推原其故，皆由業(yè)茶所致。然就余所見，有商賈終年在廣而不吸食者，有偶為茶客雇工，一至粵城便染惡習者，可見鴉片雖然害人，實人之自為所害。
　　作為縣學教諭，夏炘更關注的是因洋莊貿易之興盛，導致的婺源風俗的嬗變。他特別注意到鴉片之流行與外銷茶業(yè)的關系，指出徽人赴廣州的茶葉貿易，給婺源社會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主要是風俗方面的奢華靡麗、民風不古。的確，隨著大批廣東貨品的輸入，僻野山鄉(xiāng)的徽州時尚也受到了一定的沖擊。道光時人倪偉人在《新安竹枝詞》中就曾描�。�
　　纏臂雙環(huán)明翡翠，垂耳雙鐺綴玫瑰。
　　姊妹爭憐好容采，阿郎新向廣州來。
　　與婺源一樣，祁門也有一些商人前往廣州經(jīng)商。竹枝詞反映的是廣州高檔消費品流入祁門一帶的情形——詩中虛榮的女主人公迫不及待地向小姐妹炫耀自己男友從廣州攜歸的新款奢侈品，這當然與徽州與廣東的貿易密切相關。
　　除了上述這些影響之外，我們還應當看到，徽商的廣州貿易，拓展了當時人的視野，對于開啟民智，更好地認識外部世界，亦產(chǎn)生了不少正面的作用。
　　由于茶葉貿易是徽州人溝通外部世界的橋梁，徽商的貿易活動，促使徽州人較早地關注海內外的風云變幻，因此而留下了諸多獨具特色的文獻。1841年，黟縣文人汪文臺撰著《紅毛番英吉利考略》，該書雖然還是屬于掌故的范疇，只是抄錄前代的方志、筆記和奏折等，但此書的撰寫，早在魏源的《海國圖志》第一種版本問世之前，這顯然反映了徽州人對于外部世界的強烈關注。
　　
　　[清]魏源：《海國圖志》
　　在《紅毛番英吉利考略》出版后的第二年，《海國圖志》50卷刊刻問世。在這部劃時代的巨著中，魏源收錄了歙人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該文后來被編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xù)編》。此文在以往的學者論述中有所涉及，但它與徽商的關系卻未見有人提到。
　　《英吉利國夷情記略》上下篇，上篇介紹英國所在的歐洲之耶穌信仰、禮儀婚嫁習俗、財產(chǎn)貨幣制度、士農工商及賦稅情況、工藝制作、衣食住行、度量衡、軍事體系、官方語言和刑法律令等等。下篇則專門記錄廣州中外貿易中的英國公司（包括公司資本的形成、公司的組織、船員的構成，等等）、英國的航海技術以及船只入泊廣州黃埔的手續(xù)、蘭墩（倫敦）的文化禮俗、英國與花旗國的戰(zhàn)爭（亦即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英國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殖民統(tǒng)治以及中英之間的沖突和交涉等。《英吉利國夷情記略》特別注意西方的船堅炮利，文中有對西方火輪船和槍炮的生動描摹。綜觀上、下兩篇，葉鐘進不是抄撮前人舊聞，而是對英國及中英貿易的狀況有著切身的體會。對此，馬廉頗在《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以嘉慶道光兩朝為中心》一書中認為，葉鐘進的著作“反映了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水平”。
　　從內容上看，《英吉利國夷情記略》的主旨是“采閱夷情”，其信息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出自當時澳門的“新聞紙”，另外一些則應是葉鐘進個人的所見所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廣東學海堂學長梁廷楠在其所撰的《英吉利國記》末曰：
　　葉鐘《寄味山房雜記》論公司既散，則易于管束，然二十年內擾之事，皆出領事口義律一人，以是觀之，似猶未為通論矣。
　　此處的“葉鐘”，當即“葉鐘進”之訛。梁氏雖然對葉鐘進之說不以為然，但實際上，他的著作中有多處大段抄襲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
　　根據(jù)史料記載，《英吉利國夷情記略》的作者葉鐘進字蓉塘，徽州歙縣人，長期在廣東一帶活動，并強烈關注中外貿易活動。對于廣州口岸，他這樣描述：

　　各夷嘗頌中國之盛，實無比倫。他港貿易貨物，有售有不售。至于置貨，非經(jīng)年累月不能集。惟粵港無論何貨，即壓船之石，已爛之鐵，剪碎之呢羽，一到即售。所置貨值數(shù)百萬，一兩月即齊，立可開航。此雖繞大地一周，無此港口也。